朝鲜战场的硝烟散了，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，但对百万志愿军将士来说，另一场更难的“战役”开始了：回家。这百万英雄，怎么回？怎么安顿？成了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世纪难题。
按说仗打完了，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可当时朝鲜半岛那摊子事儿，没那么简单。南边的李承晚，一肚子不服气，老在“三八线”边上搞小动作。美国大兵也杵在那儿，跟根刺似的。再说北边的朝鲜，真叫一个烂摊子，啥都得从头来，急需搭把手。这光景下，志愿军撤了，局面稳不住，朝鲜更难办。所以啊，就算心里装着爹娘、念着故土，枪还是不能撒手。
就这样，志愿军将士们一边警惕着那头的动静，一边撸起袖子，帮朝鲜兄弟搞重建。你想啊，打完仗，哪哪都缺。修水库，补大堤，搭桥梁，铺马路，他们在工地上、田地里洒下的汗水，一点不比战场上流的血少。跟当地老百姓，那真处成了自家亲戚。这一眨眼，五年过去了。
这五年里，志愿军不仅仅是堵在那儿的钢铁长城，更是朝鲜人民心里实打实的依靠。他们用双手换来了友谊，也赢得了尊敬。可毕竟是在异国他乡长期驻军，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随着朝鲜慢慢喘过气来，重建也有了模样，志愿军该不该回、啥时候回、怎么回，这些事儿又重新摆上了台面。
那时候，扛着志愿军这副重担的，是杨勇将军。他不是最早入朝的那批猛将，是到1953年，战局咬得最紧、需要一个既能压住阵脚又能打出漂亮的收尾仗时，中央才点将想到他。杨勇啊，那可是从中央苏区一路血火里趟过来的，打仗鬼点子多，敢啃硬骨头。抗战时吕梁山里的三回漂亮伏击——薛公岭、油房坪、王家池，教科书一样的存在。到朝鲜战场，他没让人失望，指挥了金城战役，狠狠教训了不长记性的李承晚，那一下，彻底把对面最后一点儿嚣张气焰给打没了，停战协议才算真落了地。
仗打完了，可新的难题又来了。而且这次不是跟敌人真刀真枪干，是百万人的安置问题，光想想就脑瓜疼。一下子回国上百万人，这是个天文数字！住哪？吃啥？干嘛去？国家刚开始搞建设，家底薄得很。处理不好，这帮立了天大功劳的将士，心可能就凉了。整个社会，也可能跟着晃荡。这事儿，真让中央领导层愁得不行。
就在大家为这事儿抓耳挠腮的时候，杨勇又露了一手，显出了他不光能带兵打仗，更能通盘考虑、布局未来的本事。他拿出的方案，不是拍拍脑袋就把部队撤回来完事儿，而是一整套环环相扣、盯着当下更看着将来的盘算。这里头啊，既有军事上的深谋远虑，也装着民生和国力的考量。
杨勇这盘棋的核心，叫做“分批走，按战略落子”。他的想法是，别一股脑儿回来，得分成三批，慢慢地、有计划地往回撤。这回来的人放哪儿，也不是随便找个地方，得跟咱们国家未来的国防大局结合起来看。
头一批部队，他建议就近安置在紧挨着朝鲜的东北。这地界儿可太要紧了，那是咱们共和国的工业大动脉，也是国防前线的桥头堡。把一部分打了硬仗、有了经验的部队放这儿，好处明摆着：一是看住家门，一旦朝鲜那边再有风吹草动，这支部队反应最快，能立刻顶上去，对潜在的敌人就是个巨大的威慑。二是扎根前线，守护住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。
接着第二批，可以放到东边的济南一带。山东半岛伸向大海，位置关键得不得了。把一支精锐放在这里，能大大加强咱们中部地区的防守力量，就像在首都北京的前方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，也能向周边沿海地区提供强力支援。
第三批，他建议安家在华中的武汉。你看看地图就知道，武汉那是九省通衢，长江汉水穿城而过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。把这最后一批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批部队放在武汉，就像手里捏了一把最有分量的预备队。往东往西、往南往北，哪个方向有需要，这支部队都能快速机动到位。而且啊，这也补强了内陆腹地的防御，跟东北、华东的部队遥相呼应，整个国家的国防体系就更严密、更稳固了。
杨勇的这个主意，一下子就说到了一些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心坎里，像当时的粟裕大将，想法就跟他差不多。你看，这个方案多高明！它不光解决了这上百万英雄儿女回家吃饭安家的现实问题，更把这支经历了最残酷战争考验的百战雄师，转化成了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产。他们散开来，就像一颗颗定海神针，嵌在了祖国最需要的战略要点上，同时也在建设家乡中继续发挥力量。这哪儿是一次简单的撤军，分明是把一场世纪难题，变成了一次面向未来的国防大布局！中央经过反复琢磨，觉得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赶紧拍了板。
方案定了，接下来的事儿就得一步一步照着计划来。为了让国际社会明白咱们的诚意，不给人说闲话的机会，中国和朝鲜两边一起发了个声明，清清楚楚地说志愿军要分批回国了。到了1958年过春节那会儿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特地去了趟朝鲜，去看望即将告别异国战场的志愿军将士们，带去了祖国的温暖和问候。杨勇呢，又在这时候加了一把劲，建议把最后一批部队回来的日子定在1958年10月25号。这个日子可有讲究，正好是志愿军当年跨过鸭绿江、开赴朝鲜作战的八周年纪念日。选在这天撤离，你说这意义得多特殊，多有分量！
具体组织撤离的时候，杨勇给部队立了规矩，叫“交好、走好、到好”。什么意思？“交好”，就是除了自己的个人用品和武器装备，部队里其他所有的东西，一钉一铆、一砖一瓦，都得完完整整地交给朝鲜人民军和老百姓，把这份用血汗凝成的中朝友谊，好好地留在那里。“走好”，就是部队撤退得安全、有序、有纪律，不留一点破绽给想搞破坏的人，让咱们走得堂堂正正。“到好”，就是部队回到国内后，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不管分到哪儿，干什么，都要拿出在朝鲜战场上那股劲头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。
就这样，一拨又一拨的志愿军将士，带着朝鲜人民的深情送别，带着“再见吧妈妈”的歌声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们中的一部分，就像杨勇将军计划的那样，去了东北，去了山东，去了武汉，成了新中国国防前线和腹地的坚强力量。还有一部分整建制地转业，去了最艰苦、最需要人的地方，比如西北的戈壁大漠，扎下根来，为咱们国家的尖端科技、为“两弹一星”硬是拼搏出了家底。更多的呢，则脱下军装，回到地方，成为工人、农民、干部，汇入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大潮中，继续用他们的汗水和努力，为共和国添砖加瓦。鸭绿江边那高高矗立的凯旋门，迎接着这群打赢了仗、又赢得和平和建设的英雄儿女们。
杨勇将军的这手“撤军三步棋”，真是漂亮极了！它不仅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百万大军回国安置这个天大的难题，更借着这个机会，按照战略需求调整了军队布局，夯实了新中国初期的国防基础。这不光是杨勇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的战场智慧，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卓越战略家的政治远见和全局意识。这事儿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帅才，不只在硝烟滚滚里能打胜仗，更能在没有硝烟的“后战场”里，下出既管眼前又管长远的战略好棋。他们啊，就跟那些永远睡在朝鲜土地上的烈士一样，名字和功绩，都深深地刻在了共和国的基石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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